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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4 09:38:22

                                                          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已经批准了瑞德西韦的紧急使用授权,用于治疗重症新冠肺炎成人和儿童患者。日本也已经批准了瑞德西韦的授权,未来瑞德西韦还有望获得更多欧洲国家的批准。

                                                          吴仁彪建议,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教育医疗等资源转移将导致三地之间人流加快,取消京津冀车辆限行,对于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也将有较大促进作用。基于此,天津前几年就已经单方面取消了对于北京车牌的限行措施。同时,他分析说,京津两地人员往来会更多依靠轨道交通,让天津车辆到北京享受同城待遇不会增加太多交通量,尤其是在北京对于外地车普遍实行了限行新政的情况下(即每年每车最多办12次进京证,每次7天)。吴仁彪还指出,“北京和天津都是中国最早的三个直辖市之一,彼此联系一直非常密切。京津塘高速公路是我国第一条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城际高速公路,京津城际是我国第一条城际高铁,因此建议北京单独制定有别于其他省市的天津车限行政策,这样更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双城联动发展的要求。”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导的一项针对1063例患者的瑞德西韦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ACCT-1,初步结果于5月22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的网站上发表。尽管研究结果表明瑞德西韦治疗组患者恢复更快,但在降低病死率方面并没有显著效果。

                                                          “北京吃不了,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这原是民航对于京津冀三地机场航空资源不平衡的无奈。如今,随着京津冀民航机场一体化运行管理加速落实,这一长期困扰中国民航业的难题有望得到根治。吴仁彪说,在大兴机场投运之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过剩的资源就已经有10%疏解到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和河北正定机场。这对于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地区科尔马的阿尔贝特·施韦泽医院(L’HoptialAlbertSchweitzer)影像医学主任米歇尔·施密特(MichelSchmitt)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临床试验应该保持独立性,不能因为受到了制药商的资助,在药物批准上市时获得任何偏袒。因为这涉及科学的伦理问题,尤其是在经济遭受重创的时候,更应该遵守伦理原则,让科研保持独立,维护研究的可信度。”全国两会期间,据全国工商联网站消息,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修改刑法规定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提案”。

                                                          在前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中,作者对为何修改临床试验的主要结局解释称:“该试验在2月份完成设计,但随后人们逐步认识到新冠肺炎病程远长于原来的预期,参与试验的统计学家在3月22日提出,原定主要结局‘第15天瑞德西韦组与安慰剂组患者的临床病情差异’可能无法准确评估两组差异,因而建议改变评估终点。”

                                                          全国工商联指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类型发生了较大变化,各种产权所有制形式深度融合,交叉持股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中,公有财产和非公有财产界限难以划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权责存在重合、交叉的情况。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滞后,导致从刑法理论到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都难以有效实现对民营经济的有效保护,也难以营造平等保护公平保护的法治环境。具体表现如下:1.非公经济领域的贪腐案件相对公有制经济领域惩罚偏轻、犯罪成本较低。针对公司企业人员侵占、挪用财产,在公有制经济领域规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对应规定为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针对收受他人财务为他人牟利的,在公有制经济领域是受贿罪,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则对应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认定及刑罚处罚也不相同,比如,贪污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职务侵占罪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挪用公款罪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挪用资金罪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受贿罪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在实践中,甚至导致非公有制企业的资金被挪用,往往只按民事纠纷处理。2.刑事追诉标准明显不同。例如,同为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侵吞、窃取、骗取公司、企业财产的行为,贪污罪的一般追诉起点数额是5000元,若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追诉起点数额可以低于5000元;而针对民企的所谓职务侵占行为数额在5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才予以立案。再如,同为挪用公司、企业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挪用公款数额在5000元至1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予以追究;而挪用非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才予以立案。这些问题,使得对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难以起到约束和威慑作用,无形中助长了民营企业内部一些管理人员的贪腐风气。

                                                          曹彬:中美临床试验结论一致

                                                          作者强调,统计学家是独立提出更改建议的,他们“不知晓治疗分组并且不知晓结局数据”;对于人们了解不多的疾病,确实存在改变结局评估方式或结局指标的先例,而且原定终点、现在的次要终点也最终被证明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不过由于临床试验的数据难以让学界信服瑞德西韦的效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瑞德西韦与抗炎症药物巴瑞替尼(baricitinib)联合使用的随机、双盲、对照组临床试验ACCT-2,正在美国和全球100多个中心开展,计划招募超过1000名患者。巴瑞替尼是礼来公司研制的治疗关节炎的抗炎药物。

                                                          曹彬教授及其团队4月29日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论文显示,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瑞德西韦随机双盲对照组、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表明,瑞德西韦对于重症患者无显著疗效。但这项临床试验由于疫情结束而未能完成全部受试者入组,样本量较小,从而无法在统计学上证明瑞德西韦对患者有任何显著的临床获益。